內容說明:
商品資料
作者：何賢桂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20-12-03
課程類型：哲學宗教>中國哲學
ISBN/ISSN：9789863268628
內容簡介
從東方的胡適，到西方的梭羅，作者分析諸多東西方文人的故事，也探討其時代背景與思想；包括中日戰爭期間，西南聯大在艱苦辦學的背景下如何造就出如殷海光、李政道等大批優秀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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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教授 錢理群、閻國忠 專序推薦】
當下中國需要的是兩個拷問：對體制的拷問，和對民族靈魂的拷問。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又一次啟蒙，按賢桂的說法，就是要進行「災難的反省」，從中尋找中國未來之路（〈在災難反省中審視未來〉）。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錢理群
這不是一般的議論是非、評價得失的文集，每一篇文字，甚至是每一個文句都發自一個孤獨者兼追尋者的心靈，都像是向世人發出的吶喊。它使我看到了一個真正屬當代的年輕學子的博大、沉鬱、苦悶而倔強的心靈。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閻國忠
作者簡介：
何賢桂
中國大陸國文教師，《中國教育報》、《中國青年》、《讀者》等報刊的專欄作者。筆涉中西教育史、民國歷史和心理學等領域，對民國大學教育和魯迅作品有較淺顯的研究，文章散見《中國教育報》、《中華讀書報》、《世界日報》、《讀者》、《書屋》、《社會科學論壇》等報刊，作品被《雜文報》、《中外文摘》、《教育家文摘》等報刊轉載。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錄在《靈魂的拷問》一書中。
自2008年以來，作者將關注視角轉向兒童教育，主要關注兒童心理學、家庭生態學、正面管教、親師溝通等方面，已出版《陪孩子一起快樂成長》、《父母與教師的最佳溝通》、《高情商溝通：孩子才不受傷》等著作。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閻國忠（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章節試閱
【孤獨的「五四之子」】
殷海光，又名殷福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出生於湖北黃岡一個農村傳教士家庭，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病逝於臺灣。在半個世紀裡，他引領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青年，被李敖稱為「五四之後中國最後一個知識分子」。
〔才子少年〕
殷海光七歲入學，中學時期開始對邏輯和哲學發生興趣。當時，思想家張申府主編的《世界思潮》很受青年學生歡迎，殷海光受其影響，醉心於西方學者的思想，對邏輯學產生了極大興趣。在閱讀了金岳霖先生的《邏輯》講義後，殷海光直接寫信給金岳霖，諮詢讀書一事。金岳霖給他介紹許多閱讀書目，這下讓殷海光大開眼界。一九三五年，十六歲的殷海光買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邏輯基本》，仔細讀完這本書後，決心把它翻譯成中文。經過半年的努力，殷海光將此書翻譯成中文，並下了「譯者引語」，由金岳霖推薦發表於張東蓀主編的《文哲月刊》發表。一九三七年，他的書由正中書局出版。殷海光高中畢業，在金岳霖的幫助下，考進了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正式師從金岳霖。
殷海光在西南聯大度過了美好時光。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我們剛從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遺產還沒有受到損傷；戰爭也沒有傷到人的元氣。人與人之間交流著一種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服。」西南聯大的自由精神，造就了殷海光的一生。
殷海光在學習之餘，常在深夜與同學探討學問之事。由於他的說話聲音洪亮，常常驚動了周圍睡覺的學生，使很多人慕名前來傾聽。當時，殷海光最愛朗誦李白的那首〈行路難〉。他的同學傅樂成回憶道：「大概是民國三十一年的寒夜，在昆明西南聯大學生宿舍裡，海光兄倚案獨酌，曾用他洪亮的湖北腔，長吟著這首詩。當時我已就寢，朦朧之際，正聽到前面的四句，聲調蒼涼悲壯，頓時使我睡意全消，鬱悒不能自已。」這足見青年殷海光的氣魄與理想抱負，也為他後來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礎。
〔投筆從「戎」〕
殷海光在西南聯大期間並沒有全心於學問，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社會活動上，成了學校政治活動的活躍分子。他曾感慨道：「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校園內，真是『各黨各派』，『異說爭鳴』。我當時幾乎事事反應，簡直靜不下心來苦攻學問。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是一個浮動分子。」一九四四年底，已在讀研究生的殷海光在蔣介石的號召下，毅然投筆從戎。抗戰結束後，殷海光沒再回學校求學，而是去了《中央日報》，擔任主筆之職。殷海光憑著他的政治熱情，寫下許多有影響力的時政評論。他的同學傅樂成回憶道：「他寫的文章，對政府時做尖銳的批評，甚至對他從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詞。」最著名的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殷海光寫下〈趕快收拾人心〉一文，對國民黨的統治提出了疑問，認為國民黨應對百姓的疾苦負責，他呼籲「趕快收拾人心，只有這一個機會了」。殷海光也因此遭到蔣介石的怒斥，差點丟了職位。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央日報》撤到臺灣，殷海光也隨之來到了臺灣，仍任該報主筆、代總主筆，同時又兼任《民族報》總主筆。殷海光依然寫評論抨擊國民黨統治，又一次遭到了蔣介石的批評，受到國民黨的批判和圍剿，最終被迫離開了《中央日報》。
一九四九年八月，殷海光轉入臺灣大學任講師，主講邏輯學和分析哲學。到臺大之後，殷海光很受青年學子歡迎，一時成了時代偶像，是「臺大校園裡的一塊精神磁石」（張灝語）。他的學生劉福增回憶說：
一講到三十多年來的臺大，第一個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從學術思想的內涵、學術批評精神和風範的樹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輝，以及感動和影響青年學子思想精神和學術情趣等方面來看，殷海光，無疑的，是臺大三十多年來的第一人。
在臺大，殷海光招收了一些入門弟子，如張灝、劉福增、林毓生、李敖等，後來都成了很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殷海光每次登臺演講，都擠滿了人，是臺大校園內難得的風景。
殷海光的政治熱情並沒有隨著校園教書而消減，他秉持著「五四精神」，成為《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寫下了許多精彩的評論，影響了一大批青年學子。此時，殷海光對國民黨統治大為失望，並對臺灣前途感到迷惘，寫下了大量的批評文字。作家聶華苓回憶，當時編輯部裡的殷海光主張批評和抗議，少壯派的都站在殷海光一邊。「有時候殷海光講到國民黨某些腐敗現象，雷先生還有些忐忑不安的樣子，彷彿兄弟不爭氣，恨鐵不成鋼。」
一九五七年八月，《自由中國》進行改版，推出了「今日的問題」這一討論欄目，旨在批判檢討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此時的殷海光一改幾年前的沉寂，走到了《自由中國》的最前臺。他發表了〈是什麼，就說什麼〉一文，指出知識分子的責任：「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著剛健的精神積極奮鬥才開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勢，不做自由人，就得為奴隸。除了這二者以外，真是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殷海光又在《自由中國》發表〈我們的教育〉一文，批評國民黨破壞教育，他指出：
今日臺灣的教育，細細觀察，不僅不及民國初年，而且不及滿清末年。那時的教育，是逐步向一「開放的社會」發展；今日臺灣的教育，則是向建立一個「封閉社會」之途邁進。
從一九五七年八月到一九五八年二月，《自由中國》共計提出十五個問題作為「今日的問題」，給國民黨的統治以猛烈抨擊。
〔孤獨的「五四後期人物」〕
《自由中國》的幹勁越來越大，影響範圍也越來越廣。一九六○年九月四四日，《自由中國》雜誌主編雷震被捕入獄，雜誌被查封，殷海光由此被軟禁了十一年。
軟禁中的殷海光，無疑是孤獨的。作家聶華苓回憶道：「他有老朋友來了，也不一定邀客入室，只是靠著野草蔓生的木門，三言兩語，一陣哈哈……有時也請人坐在臺階上，一人捧一個烤紅薯，談邏輯，談數學，談羅素，談他最近在外國邏輯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殷海光在給學生林毓生的信中不無悲傷地寫道：
……「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分子，自胡適以降，像風捲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分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在這樣的氛圍裡，懷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於孤獨，毋寧是時代的寫照。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裡，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時四十五分，年僅五十歲的殷海光停止了呼吸。臨終前，殷海光與眾弟子相見，對自己未完成的理想深感遺憾：「我並不怕死，只是覺得責任未了。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學問算不了什麼，但我有超越時代的頭腦與寶貴的經驗……」
誠然，殷海光是孤獨的「五四之子」，他的一生都在追尋自由主義思想，也為這一理想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殷海光非常清楚自己所走過的道路，在他臨終前，在給學生張灝的信中這樣說道：
近年來，我常常要找個最適當的名詞來名謂自己在中國這一激盪時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終於找到了。我自封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後期人物）。這種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堅持獨立特行），不屬任何團體，任何團體也不要他。這種人，吸收了「五四」的許多觀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裡奔流，他也居然還保持著那一時代傳衍下來的銳氣和浪漫主義的色彩。然而，時代的變動畢竟來得太快了。「五四的兒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親」。這種人，認為「五四的父親」淺薄，無法認真討論問題，甚至被時代的浪潮沖褪了色，被歲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親」則認為他是一個「欠穩健的時代叛徒」，有意無意的和他alienate（疏遠）起來。下一輩人呢？絕大多數和他分立在兩個不易交通的「心靈世界」裡。他們和他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情結，和不同的展望。他們是失落了。但是，他們的失落和他的大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無問題，視他為禍根。於是，在這一時代，他像斷了線的風箏。這種人，註定要孤獨的。
推薦序
【推薦序】「鐵屋子」裡讀何賢桂《靈魂的拷問》有感?錢理群
何賢桂老師是我沒有見過面的朋友。我有為數不多、但也不算少的朋友，沒有見過面，或者僅見過一兩面，卻「一見（或未見即）如故」，自有一種心靈的感應。平時沒有什麼來往，但需要交流時，電腦裡、電話中說幾句，就立即接通。這回，賢桂寄來他的新作，我一讀就有許多話要說。
先說讀了賢桂的〈後記：我的閱讀歷程〉的一個發現：原來我們之間有三次對話與溝通。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大陸思想界出現了一群「黑馬」，許多人都認為我是他們的「後臺」，其實我只不過表示欣賞與支持而已。而且我也自有理由：在一九八九年以後，包括北大在內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學術界和教育界有過「沉默的十年」，這是我極為痛苦的。因此，當在幾匹「黑馬」這裡終於聽到了年輕一代覺醒的聲音時，我驚喜難言，義不容辭地要把他們推出，藉以推動期待已久的新的思想啟蒙。而此時正在浙江讀高中的賢桂，立即被「黑馬」的「另類思想」打動，由此而開始了他的獨立閱讀與思考的人生。我們大概就在那時有了通信來往，可以說，我和賢桂（或許還有他們那一代人）是因一九九○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再啟蒙」的時代要求相識相知的。第二次相遇，是十年之後的二○○八年，賢桂回憶說，他從這一年開始，「把目光投向教育」。而我早在二○○○年就從編《新語文讀本》入手開始介入中小學語文教育改革，而且從不諱言，這是我找到的，可以操作的「新啟蒙」之路。我相信，賢桂的參與教育也是出於同一理想和追求。而且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路，即更關注幼兒教育和家庭教育。這正是我也想做而沒有做的；因此，二○一一年他總結自己的教育實踐經驗，寫出《陪孩子一起快樂成長—父母與老師溝通之道》一書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我也欣然推薦，說「這是一本可以讓我們感受和孩子一起成長的快樂的書」。後來聽說他的這本書被多所幼兒園及學校列為親師溝通的必讀書目時，我也為賢桂高興。但我也隱隱覺得，賢桂的關注可能不止於教育，他似乎還有更大的視野和思考。果然，又有了二○二○年這第三次相遇。我一讀他的新作就明白，賢桂和我一，都是喜歡「想大問題」，做「大思考」的。而此時的我，也正為撲面而來，躲也躲不掉的時代「大問題」所苦惱，陷入深深的思考中。這就是說，從一九九八到二○○八，再到二○二○年，我和賢桂二十多年三次相遇相交，都發生在時代和我們個人生命中的關鍵時刻，這本身就有些意味深長。
我這次是因突發的瘟疫被封閉在養老院裡，讀賢桂的書的。應該說明，賢桂這本書是在瘟疫突發之前寄給我的，書中自然也不會對這次瘟疫直接發言。但我注意到，賢桂早就因讀美國作家塔勒的書而關注被稱為「黑天鵝」的「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的隨時可能發生，並預言「每一次『黑天鵝』來的時候都給我們提供反省自身的機會」，提醒說「我們不能將『黑天鵝』看作一場意外災難，而要將它看作一次教訓。因為它的到來不僅打亂了我們的生活狀態，也改變了我們對未來的預測。因此我們要在『黑天鵝』的基礎上尋找防範未來災難的方法」（〈在災難反省中審視未來〉）。那麼，我下面由直接面對終於到來的「黑天鵝」而發出的種種反省和思考，大概不至於遠離賢桂的本意，就把它看作是我和賢桂之間就這一次「黑天鵝」事件展開的討論吧。
首先要說的是，賢桂書中有兩處深深觸動了我。一篇文章的題目〈鐵屋中困獸的悲鳴〉，就讓我觸目驚心。我突然明白了自己此時此刻的真實處境：所謂「史無前例」的「封城」，不就是把我們每一個都關在「鐵屋子」裡嗎？出不去，進不來，自己也不能動彈，只能一切聽命於權力的安排，不就是魯迅說的，坐著等死，「悶死」，「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死的悲哀」嗎？即使幸而有微信發出點聲音，不也就是「困獸的悲鳴」？賢桂另一個判斷和描述似乎也在直指當下：「任何一個沉重的時代，每一個生命都會變得壓抑苦悶愁苦沉重，每一個生命都在變小變謹慎變空虛。只有他們的代言人在變高變大變得瘋狂，顯得肆無忌憚」（〈靈魂你們能交回嗎：三十六，沉重時代〉）。近兩個月來，我們天天面對的，就是這樣的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沉重時代」：「我們每一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壓抑苦悶」，這樣「變小變謹慎變空虛」；權力的掌控者則是前所未有的膨脹（自塑「高大」），「瘋狂」而「肆無忌憚」。
這個問題，賢桂早有關注和討論。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本問題在「罪責意識的匱缺」。他提醒我們注意：「在一個愚昧落後的國度裡，在一個以吃人血饅頭治病的社會中，在一個沒有記性、遺忘成災的人群裡」，「他們會美化每一場災難，他們可以把災難推到別人的頭上，甚至把災難當作飯後茶餘的談資」，「唯一不想說，不敢說的是他們自己對災難的責任」，「結果，我們迎來的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災難開始了，就流血；血跡乾了，就會覺得非常幸運，心造一個歡樂欺人的環境」。如一位學者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惡感意識；有悲劇，卻無悲劇意識的時代。悲劇在不斷發生，悲劇意識卻被種種無聊的吹捧，淺薄的訴苦，或者安慰所沖淡。悲劇不能轉化為悲劇意識，再多的悲劇不能淨化民族的靈魂，這才是真正的悲劇的悲哀！」（〈悲劇何以重演〉）。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樣的「罪責意識的匱缺」發生在權力的掌控者，而且表現得前所未有的瘋狂：就像賢桂筆下的「用謊言包裝起來的大師」那樣，不僅「死不認錯」，面對國內外一切質疑，總能「坦然應對，化險為夷，將謊話說圓，將壞事說成好事」。如賢桂所分析，這背後有著中國傳統的「流氓文化」的支撐（〈余秋雨為何飽受爭議〉）。我要強調的，這更是中國現行體制所致：這是一個「既不認錯，也無糾錯機制」的體制：問題的根本及嚴重性正在於此。
在我看來，當下處於病疫與政治瘟疫交織之下的中國，正面臨兩大危機：體制的危機、統治的危機，以及人的生存危機、民族的危機，用賢桂的話來說，「現在，中國文化病了，民族性病了」（〈為中國文化做隻啄木鳥〉），關鍵是民族精神的危機。而體制的危機與民族精神的危機兩者是相互影響的。體制是民族精神危機的制度根源，民族精神的弊端又反過來支撐著體制。儘管這一回體制的問題暴露得如此明顯，但總有相當數量的國民（包括知識分子）為之辯護、叫好，這個危機重重的體制是有一定群眾基礎的：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原因自然很複雜，顯然有巨大的利益驅動，但也有由衷支持的：絕不要低估建國七十年的「思想改造」，「黨文化」的薰陶、浸透下，所形成的「新國民性」的頑強存在，和對體制的支撐作用。賢桂將他的新作命名為《靈魂的拷問》，是自有良苦用心的。
因此，當下中國需要的是兩個拷問：對體制的拷問，和對民族靈魂的拷問。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又一次啟蒙，按賢桂的說法，就是要進行「災難的反省」，從中尋找中國未來之路（〈在災難反省中審視未來〉）。
正要結束本文，又在網上看到武漢大學前校長、著名教育家劉道玉先生的文章，呼籲「有關部門和同胞，覺醒起來，有必要就疫情進行一次全國啟蒙，吸取教訓，擦乾眼淚，繼續前進」。這自然是我所贊同和期待的。但我似乎更要悲觀一點。我始終記著魯迅的話：「時光」將「沖淡苦痛和血痕」，「天下」依舊「太平」（《野草》），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但我也並不消極，我對自己，對賢桂和年輕的朋友的期待只有兩點：一要有記性，永遠記著這一切；二要有韌性，繼續思考、反省這一切，把探索堅持下去，永不停息。
二○二○年三月四 ─ 五日 於北京